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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玲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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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小说《独生女》、散文集《宋词有魂》、历史纪实《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现为民生公司研究室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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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之死>第20章(3)  

2009-09-11 22:16: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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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

 

卢国维在自己的晚年痛心地写道:

“如果我们当时在重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卢子英也说过,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参加土改,在重庆常与二哥见面谈谈,二哥也不至于如此。[1]

卢国纪说,当时西南煤炭工业局局长兼天府煤矿公司公股代表孔勋与父亲交往甚笃,原约好在2月8号那天下午来看父亲的孔勋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开完会后,却忘记了这个约会。他认为,如果孔勋那天没有爽约,会见了父亲,父亲也不会出事。

卢国纪在重庆天府煤矿工作,距离市区的家仅五十公里路程,却是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即2月10日的下午才由矿长通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要知道,那个地区的电话线,在1928年就已架设,那是卢作孚北碚建设的最早成绩!

如果蒙淑仪在第一时间拨打的是她所熟悉的仁济医院的电话,如果仁济医院放射科专家左立梁能及时赶到——左立梁从30年代就任北碚地方医院院长多年,是卢作孚北碚建设事业的重要同志,也是卢作孚好友。抗战胜利后,左立梁赴美学习,成为放射专家——后来左大夫得知此事说过:“真可惜,当时如果立即送来医院或电话通知我们派救护车,即使已完全停止呼吸也是能够救活转来的。”[2]

蒙淑仪的第一反应是往民生公司总经理室打电话,这只能说明她一直是信任公司同仁的,说明卢作孚近日感受到的人际关系的巨大变化,竟然没有传达给夫人,而是全部埋在自己心底!

如果童少生能够一心想到救人,而不是出于政治压力先请示再行动,如果张祥麟能够及时得到消息赶到现场并作出正确的抢救决定,如果那天上午没有那个会议,如果前述的一些严重事件没有发生,如果民生公司能如卢作孚提出的公私合营办法实行,公司有正常发展的市场环境,实现1950年春天何廼仁在周恩来面前描述的渡过难关的还款计划,实现1950年秋天业务会上大家的企望,实现卢作孚一再在股东大会上对众股东的承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加关系能如两国友好的人们的愿望继续,如果没有内战……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如果卢作孚被救活,那又怎么样呢?

……

好多人写文章都说关怀是气势汹汹地跳上台去,指责批判卢作孚,那么,关怀到底有没有上台呢?是其他人记忆有误,还是晚年的张祥麟有意淡化当年的政治运动而对事实用了减法?我以为,不论关怀是上台揭发还是坐着提意见,都不是卢作孚弃世的重要原因,关怀的搬出和揭发只是一种信号,这信号后面是什么呢?关怀是张祥麟“引火烧身”引出的“火”而已,“火”要烧的是谁?

答案是明摆在那里的。

让我非常困惑的,倒是87岁的张祥麟的那种困惑的样子。

那天张祥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脸无辜,他一再说,“(卢作孚自杀)为什么呢?没有什么事,没什么原因呵!”“那个服务员关怀嘛,他没有上台,他坐着提意见,大家都是坐着提的。”

这位过去的首席公股代表,是在表明他没有伤害、为难卢作孚。他真的至今也不知道卢作孚为什么弃世?或是他知道了不肯对我们说?

如果没有看到有关档案,我会相信张祥麟,他毕竟87岁,而且患肺癌已到晚期;然而,我读到那几页档案了。我感觉到,他想掩盖什么,那到底是什么呢?这位耄耋老人,很喜欢有人登门采访,也讲了一些真话,但是对于自己所经历的那段历史,他没有反思,对于卢作孚陶建中这些优秀的生命的消失,没有愧疚。

要还原卢作孚去世的场景,不得不提到张祥麟和其他一些历史在场者的名字,研究者当然没有任何想要清算追究的意思,相信卢作孚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张祥麟现在也去世了,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怎样面对卢作孚呢?卢作孚一直是提倡社会和谐的,今天执政党也提倡和谐社会,然而,不遗忘历史,敢于面对真相的和谐才是真正长久的和谐。尽管这样想,但真的要在书稿里提到这些名字,还是踌蹰了许多日子。

 遗嘱

卢作孚留下的遗嘱似乎过于简单。 2003年5月26日,新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次子卢国纪接受我的采访时,提到这个遗嘱。他说:“父亲的遗书我看过,内容我还能记住:

“1,淑仪生活依靠诸儿女;2,民生公司股票退还;3,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4,借公司的家具归还;

“遗书是草纸写的,看来是临时很匆忙的,(自杀)不是早有准备。股票的事情,(父亲)原来在公司只有一股,后来董事会送了一些股票(给他),父亲表示不要;但他不在家时还是送来了股票,母亲不知情,收下了,这大约是(19)48年的事。很可能是公私合营清股时他才知道(家里有股票)的,要退还的就是这些股票。”

关于父亲的遗嘱,卢国纶的回忆与卢国纪基本相同:

“父亲留下的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母亲的。遗嘱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非常清晰。这张遗嘱,事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亲眼见到这份遗嘱的,仅有包括母亲和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当时我根据回忆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里有必要对父亲的遗嘱逐条做一下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卢国伦写道,“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3]

另一位知情的老人也对我谈到证章,他解释说:“还要退还证章,就是胸前戴的那种椭圆形证章,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时作出入证用。”

我小时候看见过大人使用这种单位的证章,知道那也是身份的证明,便问:“卢老先生想得很周到,是怕证章被他人使用吧?”

“是这样,但也是寒心哪。”

“哦!”

我有些惊讶,旋即明白,与这位八旬老人对视,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有些人以为,卢作孚的自杀,事前并无任何准备。

2009年5月15日,我在北京见到郑碧贤女士,她的父亲郑献征是卢作孚在1930年创办的兼善中学的第一任校长,以后做过重庆大学校长,四川三台县县长,1949年政权鼎革之前,任四川省水利厅长。郑献征是民国时期兼洁奉公,爱国爱民的公务员的典范,他离开三台县时,当地人民以万民伞相送。郑碧贤发现父亲1949年前记的一本日记,其中可见郑献征先生与卢作孚相交甚深。她说,1949年,卢作孚先生曾送一瓶安眠药给父亲,自己留下一瓶。

我问她,这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以备万一不测,还可以得个全尸嘛。

她的父亲后来被捕押到家乡荣昌,让儿子把放在家里的衣物送来,其中就有这瓶安眠药。当晚,郑献征即将那瓶药全部服下,因抢救及时,自杀未遂。

    郑先生对安眠药的使用,在卢先生之前。提供当时还不多见的安眠药的左力梁大夫,当时知道卢先生要这些药物除了治失眠以外的用意吗?

 



[1] 2007年10月,笔者采访卢子英夫人邓文媛。

[2] 卢国维:《先父去世之日情况》,未刊稿,卢晓蓉提供。

[3] 卢国纶:《卢作孚之死》,《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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