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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小说《独生女》、散文集《宋词有魂》、历史纪实《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现为民生公司研究室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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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之死>第19章(1)  

2009-07-31 11:58: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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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财经网上有我参与的关于卢作孚之死的争议,想多数网友没看到在此之前已在朋友们之间传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这是编辑将<卢作孚之死>中的第19章20章,略作补充编成,还加编者按.在一些网站上能找到.现在贴此的只是有关章节.

 

 

第十九章

    最后的日子

 

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

 

                            ——1952年2月6日卢作孚检查记录

 

给女儿的信

 

1952年1月20日,卢作孚给远在上海的小女儿国仪写了一封回信,国仪来信,说准备回家生孩子,征求父母意见。父亲的信是亲切的。

 

家中一致赞成你的计划,特别是你的母亲。请你即决定安排五月回家,小孩诞生即在重庆;小孩饲养,当然是你的母亲的事。只太苦了你的母亲,学习,宣传,生产,理家,带孙儿女,似乎太为繁重。但为了你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遇事先打算清楚,想到一切成功和失败的后果,有如此次安排,先同人商量,期得更多意见的帮助。我所恳切告诉你的,是今后任何事情,都应照此次计划那样,有决定以前的从容思考和从容商讨,才能避免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影响不仅及于工作而已。[1]

 

细细读过,似乎隐隐感觉到写信人的心情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

做事有计划,事后有检查(过去卢作孚常用的语言是“整理”),是卢作孚几十年一贯的作风,他常以此要求民生公司职工,自然也这样教育要求女儿。女儿此次安排已有预先的计划,“先同人商量,期得更多的意见和帮助”了,尚且叮嘱“遇事先打算清楚,想到一切成功和失败的后果”,又要再强调 “今后任何事情,都要有决定以前的从容思考和从容商讨”,强调“避免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倘若如此,“影响不仅及于工作而已”;似乎写信人对“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有些体会,以至反复地这样叮嘱。

女儿的信中问到母亲的五十岁生日,父亲信中告诉她:“你的母亲的生日并未请客,亦无客来。旧的习俗已从基本上革掉了。只在昨晚吃的是素面,今天桌上多了两三样菜,都是凑合起来的,似乎有一点表示,但绝无拜寿那一回事。”

这个日子似乎是冷清了些。在民生公司这样一个过去友善和谐的团体里,太太们多是患难之交,孩子们多如姐妹兄弟般交往。卢作孚夫人蒙淑仪,人称卢二太太,善良贤淑,乐于助人。1937年春,民生公司人事经理甘南引先生因公病逝时,蒙淑仪立即去帮助甘夫人盛绍尧,甘南引的女儿到老都还记得小时候卢二太太怎样亲切地照顾自己。这个生日,即便太太们孩子们不来向卢二太太祝寿,亲友来走动走动,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一天“亦无客来”。虽然可视为革除旧的陋习,而严峻的政治运动已使亲情友情淡薄,却不可否认。父亲慎言,并无多话,女儿能感觉到那纸下透出的寂寥与压抑么?不论年轻的女儿能够领会多少父亲的心绪,她也万不会想到,这竟是父亲的绝笔!

 

通夜不能入眠

 

1952年1月27日,是这年的春节。

这时,卢作孚的长子国维在香港,长女国懿在美国,小女国仪在上海,次子国纪在重庆北碚天府煤矿,幼子国伦在重庆市内铁路局工作。春节这天,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没有回家过节。卢作孚本人也没在家过节,他到丰都去了,不久前民生公司的一只轮船“民恒”在丰都沉没,他去了事故现场。

1月28日是年初二,卢作孚乘飞机去北京“商讨要务”,30日即飞回重庆。[2]

在这个月里,民生公司襄理以上的干部会,有公股代表参加,发言很集中,将矛头指向卢作孚,说当前公司的困难和矛盾都是他造成的。作为总经理,对于公司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巨额外债的问题,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样重大的事件,关系到民生公司在中国二战后的大政方针,当时必须由董事会通过,公司高层管理,都是相当清楚的。大家当初没有反对意见,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卢作孚身上。

五十余年后,卢作孚幼子卢国纶写道,“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3]

这“几位高级管理人员”是谁?是在自己手创的民生机器厂外毙命的陶建中?还是已远离重庆的郑璧成?抑或是以祖辈积累的家产贡献于事业,一生追随卢作孚的老友李佐臣?卢作孚不可能忘记和他们患难与共的日子,他们是为事业集合到一起的,现在,事业走到这般地步,交给政府也罢,但是,为什么要他们家产被夺还性命不保?为什么让他们性命不保还倍受侮辱,甚至祸及子孙?在香港暂居之时,卢作孚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事业,惦记着事业中的人们,通过电报信函与他们联系,他们相互之间曾是那样尊重,那样信赖,如今,他们在哪里?咫尺天涯,却不能互通款曲,不能相互慰藉,他甚至眼睁睁看着他们或被他们献身的事业除名而生活无着,或身陷囹圄受冤屈,甚至竟化为新政权刀下冤魂,他也不能相助相救!要知道,民生公司二十年前就被称做是“朋友公司”呵!

卢作孚惜才如命,千方百计罗致天下精英办事业,民生公司中高层有大量优秀人才,希望能够在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之下,在结束了战争的和平年代展其长才;怎能想到,如今会在一个人斗争人,人诬陷人的时代失去尊严!

卢作孚思虑过重,是常失眠的,这些日子,没有安眠药更是不能入睡了。卢作孚重情重义重然诺,是他朋友众多,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要他弃然诺,背信义,必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催儿子寄钱回家

 

1月下旬,春节临近之际,卢作孚匆匆地给次子国纪写了一封短信,问儿子是否将钱寄出。卢国纪回忆道,“那段时间由于住在城内,家里的客人很多,大多是来商讨工作问题的,因此家庭开支比较大。父亲的工资并不多,还得按月扣还姐姐出国治病和学习时从民生公司借的旅费,家庭经济情况因此紧张起来。”“我知道春节当中,家里更需要钱,决定将自己的一点储蓄连同年终双薪凑足两百元寄回家去。”

卢作孚的五个孩子,从小过惯艰苦生活。孩子们小时候,卢作孚和他的家人全靠卢作孚本人的工资生活,弟弟卢子英的孩子比较多,卢作孚还经常资助他们。到1951年下半年,连最小的儿子卢国纶都已参加工作,没有一个孩子经济上不能自立。家中的常住人口只有生活节俭的卢作孚夫妇,就是有两个孙儿女在身边,也不至于经济上捉襟见肘,何以在1951年春节前,卢作孚还要写信催儿子寄钱回家?

事实上,这年春节,卢作孚家是过得相当冷清的,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支出呢?

国纪说的“客人很多”,是一些什么客人呢?如果客人是来商讨工作的,为什么不到民生公司,而要在卢作孚家里增加开支呢?如果是卢家的亲戚朋友,为什么在蒙淑仪五十岁生日时没有来,在春节里没有来?他们要商讨什么工作?

民生公司最早的一批股东,多是卢作孚家乡合川人,多年来,公司并未分红,他们都给予支持理解。在土地改革这样的生死关头,乡下有土地的股东不会有好日子过,他们会向民生公司和卢作孚求援。一些有关回忆中提到,那时卢作孚感受到的压力还来自民生公司被土改冲击的股东,股东请求在民生公司退股,以解困厄。卢作孚自己参加过土改,深知股东们的难处,而此时民生公司已无力以现金退股。这些日子来卢作孚家的,是这样一些急需援助的股东朋友么?如果是的,我想,面对这样的股东,这样的家乡父老,卢作孚只能自己倾囊相助,虽杯水车薪,也不遗余力。

不管怎样,对于卢作孚辞世前的日子里经济上的窘况,尚无可靠的解释。

 

                  


 

[1]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438页。

[2]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第439页。

[3] 卢国纶:《卢作孚之死》,《南方周末》,2005年4 月21日。

[4] 邓华益之子邓安澜讲述。

[5] 长航档案中心藏,民10,第787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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